98 年本科毕业，又顺利地被保研，当时的我只是一个憨憨的书呆子，纯洁的如同高中生，在清华这种和尚庙一般的理工学校里呆了四年，女孩似乎是山下的老虎，神秘得让我一见就脸红心跳。未来是什么对于我就是“读完研再说”，反正成绩还行，不读白不读。天上掉了馅饼，用我的兄弟的话来说。香港正好回归一周年，教育部要选派一批本科毕业生去香港科技大学读研，以加强两地的教育和科研交流。清华当然要占不少名额，系里的几个牛人去了美国，所以这个饼就掉到了我头上，确实是个不错的饼，不用考 G、考托、全额奖学金，连什么手续都是学校和教育部包办了，我分文不花，后来香港科大的联络人抱怨中国的办事效率和程序烦琐，至于怎样的麻烦过程，我至今都一无所知。

　　香港科大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来到了香港。依山傍海的科技大学美得如同世外桃源，现代感的建筑更让我们爽眼。当时的一个哥们说：“妈的，就是用银子在荒山野岭堆出来的，这样的物质条件算是让我满足了。”后来得知就是亚洲最美丽校园，倒也丝毫不怀疑。据说是香港政府感到了贸易和服务的优势正受中国沿海城市的挑战，而科技就是竞争力，就下了狠心投钱建了这学校，请来了学者。耗资 400亿港币，相当于微软公司一年的纯利。组织的参观，教授的讲话，英语的培训很快就过去了，当时的新奇兴奋也褪得干净，每天面对这青山海景，最后也麻木得没有感觉了。由此可以推测娶一个漂亮老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不是为了炫耀。教授大多是华人，台湾和大陆出身的不少，反倒香港人是少数派，很多都是在北美的名校里拿了 PhD,奔这里的高薪来了，他们的 PhD头衔总要和名字相片挂一起，挂一辈子， Harvard和 Standford之类的当然就香了。正教授可以一年拿到一百多万港币，也就是一个月可以买小汽车，比一般的美国大学高。知识真的值钱了，让我们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有回和教授们吃饭，谈及大陆大学教授的待遇，他们就感慨：“知识分子真被廉价到了可耻的地步。”我们也无话可说，反正不是我的错。然而钱不是好拿的，很多教师正是三十出头，教授职称还未到手，和学校只是几年合同，其他的学者也不断在申请进来，所以压力颇大，辛勤程度比公司打工仔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自己做学问要紧，培养学生的事就要往后排了。刚进来时很多教师和我们亲切讲话，之后就不见了，好久不见就不认得。研究生当然有导师的，只要自己不去找他，他是肯定不会找我的。上课之后就是绝对的自由，当时自由得很是惬意。

萧伯纳说人生的苦闷有二，一是欲望没有被满足，二是它得到了满足。这话的确是部分的真理。当我住在这绝世美丽的地方，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商店买东西不用担心付不起帐，可以任意的支配自己时间时，最初的半年里，却发现情绪每况愈下。西方化的建筑设计将个人的所谓 privacy保护发挥到极致，进了宿舍就基本感觉不到他人的存在，同单元的人也有独立的卧室，大家都是进了房，将门一关，隔离了，谁也不好意思去敲门。刚来时认识的一伙人，后来发现根本遇不着，如同消失了一般。同住一起的是三十好几的叔叔级人物，偶尔可以说上一两句话，却永无可能说很多。大家都像是住在不同的空间里做研究，忙碌的无瑕顾及他人。

　　平心而论，对于一个成熟的研究者，如果他有确定的目标和兴趣，对生活人生都不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准备投身科学研究中，那么这里真是一个好环境。但是我种茫茫睁着无知的眼睛的毛头小子，却是完全另外的感觉。那种茫然的苦闷感觉真是难以描述，找不到人玩，只是将窗户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不停的喝水，仍然感觉不舒服。

怀念在清华的破楼里相互串门打闹的日子，怀念抱着篮球在走廊里叫一声就应者云集的日子，可是怀念解决不了问题。以孩子的心理去进入成熟严谨的环境，不可不说是一次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