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之后，对于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苦难的灾区同胞，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力不从心的焦虑。这种“无力感”，当然根源于我们对受难者命运的关切——总觉得自己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而现在所给予的却是那么少。如果带着强烈的自责，这种“无力感”就变成了负疚感甚至负罪感，成为我们的一种心理疾患；与目睹太多生命的骤然殒灭和绝望无助的眼神一样，有可能使人沉溺于感伤。

　　从救灾一线回来的报社同事，对我们谈起这种“无力感”，其情真意切是没有丝毫掺假的，完全能够理解。其实，我们这些在“后方”的人，面临着更严厉的扪心自问：比起随时可能被泥石流吞没、被余震压倒、可能感染疾病的现场救援人员，你有吃有喝，坐在有空调的房里编稿、写文章，算什么呢？你就是捐了一点钱，就能救赎你的良心吗？

　　不能说这种“无力感”总比没心没肺好，就认定它不是一种消极情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战胜这种无力感呢？

　　我曾经安慰一线回来的年轻同事说，不要说你只是一个普通新闻工作者，面对受难者有无力感；就是总理，在那种情形中也会有无力感。在生命救援的黄金72小时窗口期，滑坡山体堵路，气候恶劣令空降受阻，总理难道不是一样心急如焚？这么多天过去了，还有众多受灾家庭分不到帐篷，甘肃文县的父母官难道没有无力感？你在灾区，可以帮一家两家受灾者，可是你确实帮不了更多急需帮助的人。这种不忍和无奈掺和在一起的无力感当然会使你心烦意乱。可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总结经验教训，早做足防灾减灾的功夫、做好应急储备，那是灾后重建的事，你着急没用，自责更不必。

　　在报上读到同事邓科的自白，很有启发。他说：从现场回来的人，或多或少做过噩梦，我也一样……悲情之下，回到“新闻”的本位，就是回到“真实”。一直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是最大的救援。“新闻传播机构，保持开放的姿态，保证信息的自由流通，也远比捐款捐物更有益。记者亦如是。”

　　难道不是这样吗？文县群众更需要的不是记者在现场帮一两户搭简易帐篷，而是让国内外的人知道他们那里的被忽略的受灾状况。报道受灾群众的真切处境和急迫需要，对救灾过程进行新闻监督以提高有关组织的公信力，真实记录灾区的受损细节而为今后全国的防震抗震提供借鉴，都是新闻工作者的天职，也是记者编辑做贡献的最有效途径。事实上，这一次新闻报道空前开放，不论是对救灾还是对展示中华民族的品质，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依靠团队依靠职业，我们在社会中找到了位置，倾心投入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战胜无力感。

　　邓科又推己及人，他说：“纪检监督部门，做好官员职责监管与钱款流向监督，远比到灾区慰问有价值。”同理，一个企业，为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如能多接受灾区打工者当然更好)，创造更多的税收给国家用于包括救灾在内的再分配(有余力再多提供一点慈善捐赠)，全国一盘棋，共渡难关，难道不是更切实更持久的奉献方式吗？任何个人，就是到灾区做志愿者，如果离开了社会统筹，除了满足道德感，个体所能做的事与所占用的道路和通讯资源相比，其效率也是成问题的。

　　如果有了这样的认知，多在本职工作中下力，我们也许可以少一点“无力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