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又要来临了，看着孩子和家长们起早贪黑的辛苦，我觉得，学习和考试对他们来说，似乎完全没有快乐，有的，只是沉重的就业压力和负担。

遥想 1977 年，当我们迎来久违的高考时，当时既没有压力，也没有负担，一切是那么自然！这是我一生中决定命运的的一次考试，也是唯一的一次重要考试经历，尽管当时并未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说实话， 77 年高考，虽然已经过去了 30 多年，一切却仿佛还历历在目。

那一年知道消息的时候，大约是 77 年的 10 月份，刚听说的时候还是半信半疑，因为在此之前一直在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说白了，老百姓家的孩子，和“推荐”无缘，和“选拔”更无缘。当时我是应届毕业生，七月份毕业，然后回家务农。虽只有十六岁，今天看来还要算“童工”，可我当时因为个子高，大约有一米七五左右（现在的一米八是后来又窜出来的），尽管身材像个“打枣杆子”，可也已经被生产队里当作了“棒劳力”。回乡务农的时候，先是在饲养栏里做饲养员，和一位姓陈的六十多岁的老爷子一起，铡草，拌料，挑水，到现在，冬天很冷的时候，我还能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当年饲养栏那弥漫的烟雾和驴牛马们身上散发的热哄哄的味道，还有三三两两的街邻们夜晚围着在饲养栏燃起的火堆，或坐在我们的炕上，边聊天讲故事，边听大牲口打着响鼻的情景。

这个“美差”干了三个多月，队长又给我安排了新活，赶马车，实际是牛车，因为那时候生产队里只有三匹马，是老把式赶的，我挥舞的是牛鞭子，陪伴我的是老黄牛。

那时候看不到前途在哪里，我是家中老大，弟弟妹妹年幼，家中人口多，每年到分口粮的时候，都要交“缺粮款”。尽管才 16 岁，可我那时候干活不惜力气，很快生产队里就给我“ 10 ”工的待遇，那是一个棒劳力的最高工分（年轻的同志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一天的工分折合成人民币等于两毛钱），我当时已经憧憬着来年我们家也许不需要交那笔不菲的“缺粮款”了。

我知道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在半信半疑的时候，我的一个在公社联中任教的亲戚给我捎话说是真的，让我试一试。

我带着“有枣无枣打一杆”的想法报了名，根本就没有当回事，也不认为自己会考上，白天照常赶我的牛车，挥动我的鞭子，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偶尔会翻一翻高中教材。我的一个在公社驻地的家庭条件不错的同学告诉我，说母校正在办考前辅导班，邀我一起去，我不假思索的回绝了他，一则我不认为会考上，二则我还要为父母挣工分。后来我的那位同学参加了辅导班，遗憾的是他没有考上，现在家乡已经做了多年的村支部书记了。

77 年的高考是在 11 月份，当时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县都有多个考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依然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政治四门文化课，我参加考试的考点在宁阳四中（原校址在宁阳县伏山镇白马庙村西）。

我还记得参加考试时，自己就骑了个自行车，拿了支笔就上考场了。当时我们村里有八位同学参加考试，四男四女，我们骑了四辆自行车，一个男的带着一个女的，村庄离考点大约有二十多里。中午饭就揣了两个馍，连水都没有（那时候还不时兴装水的口杯，还没有制造出成瓶的矿泉水），更别提菜了，更没有谁来陪考。

当时也有准考证和座位号，好像连单人单桌都不是，老师监考谈不上规范，但比较严格，考生也很自觉，没有一个作弊的。

当年的考题其实并不难，比如语文考试，基础知识题目不多，命题作文是《难忘的一天》。这样的考题，一个现在的就是比较差的中学生都能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的考生来说，这难于上青天。 10 年间，老三届们，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我们这样的刚毕业的高中生们，基本什么也没有学过，考卷对我们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其实，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的。

有时候我想到当年高考，有些事情也感觉后怕，比如自行车骑到半路轮胎瘪气了，或者断链了，也许那样的话，我的命运就改写了。如果以上两项假设有一项成立的话，我今天就不是写《在思想的桃花源里》了，而有可能现在写的就是养鸡养猪妙招了。

可笑的是，参加完第一天高考的当天晚上，还差点去麦田里值夜班看水浇地，因为晚上在生产队里做夜活，工分多，幸亏父母阻止，要不，也许我经受不了“加工分”的诱惑，很有可能晚上去麦田加班了。

来年春天，生产队里“鸟枪换炮”，买来一辆“铁马八”拖拉机，我非常想开拖拉机，多次找队长拉关系，就在队长“研究研究”的时候，被教育局通知填志愿，当时填志愿很简单，也就三个志愿，然后最后加一栏“是否服从国家调配”。

救命的机会来了，我唯恐失掉机会，就捡我认为“最差”的学校报，全部填写了“师范学校”。好多年以后，才知道“师范”的录取分数线并不低，呵呵，这是后话。

当然，后来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78 年 3 月自己拿着木箱和铺盖、热水瓶、饭碗以及少量的书来到学校，扔掉了“赶牛的鞭子”，重新端起了课本，毕业以后，拿起了“执教的鞭子”，我还是以老农民的本色，任劳任怨，积极肯干（当时可是可着劲的干了应试教育），不几年就被评为“优秀教师”，并代表全县的优秀教师来到省城的南郊宾馆，参加了全省教师节表彰大会，并从省领导手里接过了“优秀教师”的大红证书。再以后，从县里的中学来到了市里的学校，完成了个人人生的“农村包围城市”，成了“城里人”，而这一切，转折的起点就是 77 年，就是 77 年的那场高考，尽管那年我才十六岁。

这就是我的 1977 年，恢复考试制度的 1977 年，每到高考的时候，我都会想起 1977 年。